叶建平的博客

让我们祝福汶川

擦干眼泪，掩埋好遗体，顶着暴雨和余震，汶川重新上路。

我们祝福汶川。经历房倒墙倾的汶川，住在帐篷里的汶川，处在堰塞湖威胁下的汶川，既不幸又幸运。她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也承载了太多的关切。她遇上了一个务实又亲民的政府，碰上了一个高效又协调的机制，撞上了一个坚韧又团结的民族，也赶上了一个豁朗向上正在全面复兴的时代。如果时光倒退3000年、300年、哪怕只有30年，这种地震的后果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也应该感谢汶川。在撕心裂肺的日子里，我们发现了人性的种种面目，看到了人类的种种态度，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特质和应对力，也得到了世界对中国的如潮好评。国旗低垂、举国默哀的三分钟里，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国家意志空前坚定，悲壮坚忍、负重前行的民族精神举世动容。德国《明星》周刊说，中国在救灾中表现出勇敢、毅力和人道主义光芒，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彭博新闻社说，中国救灾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全球惊叹！西班牙《世界报》也说，中国表现出的精神与力量将使她在前进的道路上坚不可摧，这是一个摧不垮的民族！

当然，我们实在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去赢取世界的关注，更不愿意以这样的代价来换取这种鼓励和褒奖。我们宁愿平平安安地沉默着，宁愿欢乐祥和地无名着。我们对待赞美的态度，就是清醒，应对嘲讽的行动，就是把自己事情做好。总理已经向世人做出承诺：我们将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重建灾区，并将比原来建设得更好！所以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边疗伤一边防疫，一边规划一边建设。这里，我们要向未来的建设者们进言几句------

首先，不能重复"千城一面"的毛病。追求新潮、崇尚"高大全"进而迷失自己，这是许多城市建设中贯有的积习。在这一点上，汶川等地要吸取教训。人们之所以欣赏大连、青岛的绿树红瓦、碧海蓝天，之所以赞叹姑苏、秦淮的小桥流水、翠竹白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的城市改造的一种失望和心理抵触，也是对逐渐逝去的各种地方文化的怀念和精神坚守。汶川周边有着丰富的巴蜀文化和羌族习俗，完全可以在灾后建设中重塑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说不定，巴蜀深山的旅游名城将因此而增添新的韵味。

其次，不能重复地震带上的"海盗生活"。有人形容地震时，人们像是行走在海盗船上一样。汶川方圆200公里是个地震多发区，历史上已经有过8次七级以上的地震。因此灾后重建不能只考虑规模和式样，在城市选址上也要多动点心思。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选择适当地放弃、适当地迁移。现在不是有些乡镇已经开始移民了吗？背井离乡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比起伤痛和毁灭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最后，不能重复没有防灾意识的教育。据报道，有关部门已经把倒塌学校的建筑材料编号保管，待做出质量检测后将适时公布。这说明，学校的抗震能力已引起政府部门的警觉。今后，我们要在地震频发区上重建教育，就要像国外那样，大幅度地提高学校校舍的抗灾等级，把学校建成当地最坚固、最安全的避难场所。这一点，应该毫不客气地强制推行。对学生的教育，也要因地制宜地开展灾害逃生和救助的培训。我国中小学生中普遍有军训的课目，如果其中能够加上一些这方面的内容，那将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善举。

让我们痛饮苦难

苦难埋进心里，终会发酵成酒。我们高举酒杯，仰天长啸，一任涕泪横流。
　　汶川的雨，是我们的泪；而汶川的泪，早已化作深沉的力。在低垂的国旗下，在呜咽的岷江边，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哀悼仪式上，我们看见，无论受灾人群还是救援人员，汶川的人脸上都写满了坚毅和不屈。那无数双在废墟上专注搜寻的眼神，无数个在山道上力扛担架的脊梁，无数张在简陋教室里绽放的笑脸，以及无数只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相互握紧的手，都是我们这个坚韧团结、负重前行、永远被摧不垮的民族的一个个具体体现。
　　人们有理由相信，来年的春天里，汶川的山上依旧会有满眼的山花，岷江的春潮依旧会有欢快的节奏，龟裂的龙门山依旧会有葱茏的生机。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有自古豪爽不畏艰难的川人秉性和川人风格，有极富凝聚力向心力愈挫愈勇百折不回的民族气度和民族胸怀，有渐趋人性化、国际化的政府形象和组织有力、调配迅速、能举全国之力的行政制度。
　　苦难其实是一种历练，一种财富。一个扑倒在尘埃和苦难中的山城，一个也可以重生在祝福和关爱中的山城，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里，检验了我们政府的执政力、军队的战斗力、群众的承受力和民族的凝聚力。这个过程在汶川人的记忆中，是一笔精神财富，在整个民族的文明史上，也是一笔精神财富。好好活着，珍惜生命，重建家园，更积极更科学地面对未来，就是我们对逝者最好的祭奠、对苦难最理智的消弭。
　　所以，磨亮防灾利器是当务之急。在国外，建筑物抗震强度最强的，一般都是学校。如1994年美国洛杉矶北岭大地震时，灾民们就是躲在学校的建筑物里避难的。汶川地震告诉我们，处在地震活动带上的地区，建筑物的抗震标准必须提高，特别像学校、医院等人群聚集点，更是要有超乎寻常的减震和防灾措施。为此，进行一次全国性拉网式检查与整治也不为过。
　　所以，完善市场手段是当务之急。面对台风、暴雨、洪水、地震和海啸，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建立政府支持下的巨灾保险制度，利用市场手段把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救助力量有机结合在一起。单靠政府或企业或民众的力量，实际上是根本无法承受巨灾损失的，而必须由政府、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资本市场共同来完成。比如，发行巨灾风险债券，把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分散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前几年，保监会表示要推动建立巨灾风险基金，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形式，我们必须坚持并尽快推行之。
　　所以，讲究趋利避害也是当务之急。此次地震在汶川历史上并不是孤立的。资料显示，有地震记载以来，汶川震中附近200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生过8次7级以上的地震，其中最大一次是1933年四川茂县的7.5级地震。这说明，汶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震多发区。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要考虑让汶川人做些适当的迁移？是否应当告诫各地，要把对地震因素的考虑，自始至终贯穿在整个城市的规划建设中？虽然从概率上讲，地震发生的频率极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会赶上一回。但是，地震带来的打击几乎每次都是毁灭性的。我们实在没有必要非要以这种经历来丰富自己的"经验"不可，更没有必要拿自己的生命和财富去作这样的赌注。

四问汶川

　一问：真的不能预测吗？

二问：我们工作是否滞后了？

三问：为何总是学校和民宅？

四问：能否迁移？

一个俊秀的山城，一个不幸的山城，一个扑倒在尘埃和苦难中的山城，一个也可以重生在关爱和祝福中的山城。

汶川，这个几十年之内肯定要被反复提起一如唐山的地方，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检验了一把政府的执政力、军队的战斗力、民众的承受力和民族的凝聚力。在政策日趋透明、信息传播手段日趋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不断被痛与爱的激流交替裏挟，但心中的疑团，并没有因大喜大悲的冲刷而有所冰释，更没有因舆论的喧嚣而有所淡化。

一问汶川：真的不可预测吗？

地震的复杂性和神秘性，是有关方面再三强调的内容。某中心负责人甚至认为，地震目前是不可能准确预警的。这样的话，不能让人信服。

在汶川的前面，海城地震就是被成功预警了的，说明我们有过准确预警的先例。虽然不能以此说明，所有地震都可以被预警，但说出这种话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据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披露，唐山地震之前，田金武和马希融也发出过预警，甚至在地震发生的9个小时前，还在执著地向上级部门陈述自己的意见。此次汶川地震之前，也有人发现了某些地震的先兆，并向上级做了汇报。但是，他们都被忽略了。教条主义和各种不应有的顾虑，击穿了我们有可能筑起的防线。虽说地震预测非常复杂，理论与标准非常繁复，但我们如果有一种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的态度和抱负，没有放过任何迹象和判断，许多悲剧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二问汶川：我们工作是否滞后了？

由此我们想到，几十年来的地震预警水平，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了？从1966年开始的当代地震预测研究，在1975年达到一个顶峰后，三十多年里似乎就听不到任何声音了，甚至在发现很明显的诸如动物异常、井水暴涨等现象后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这次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许多地方观测站无法说出地震方位和震级，有的地震部门被问及地震与否时还一脸茫然。这样的状态，显然还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三问汶川：为何总是学校和民宅？

不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汶川，总是垮塌的学校、民宅、道路和被埋的学生、市民，几乎看不到一个政府办公大楼垮塌，或者是某个官员受困。对不起，并不是我对官员有什么成见，我只是不知道这是房屋、大楼质量之间的差别呢？还是新闻传播者选择新闻角度的同质化？我倒非常希望是后者。非常希望在镜头里，我们的官员也能够从废墟里被人救出来，或者自己奋勇突出来。这样的形象，肯定比他们若无其事地被人忘记要可爱得多，也高尚得多。

四问汶川：要不要迁离地震带？

汶川此次的地震，在汶川历史上并不是孤立的。资料显示，有地震记载以来，此次震中附近200公里范围内曾发生过8次7级以上地震，其中最大一次是1933年四川茂县的7.5级地震。可见，汶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震多发区。所以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汶川人是否可以考虑迁移？今后各地的城市规划中，是否也应该把地震的因素考虑进去？虽然从概率上讲，地震发生的频率极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会赶上一回，但每次的打击几乎都是毁灭性的。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以这种经历来丰富自己的"经验"，更没有必要拿自己的生命和财富去作这样的赌注。

香港“表情”与和谐要素

香港归来，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始终是香港的各种“表情”。　　香港归来，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始终是香港的各种“表情”。　　徜徉在维多利亚湾畔的星光大道上，夜色下的香港华灯璀璨、高楼接天。在似乎伸手可及的白云下，在鼓浪扬帆又催人入梦的海风里，香港美丽而不炫目。同样是与水相伴，同样是灯火辉煌，但与刻意“营造”出来的上海、广州等地的夜景相比，香港显得更自然、真实，因而也就更从容淡定和气度不凡。这是香港的城市“表情”。　　在海洋公园的山顶上眺望，万里晴空湛蓝如洗，无垠海面澄碧如镜，一座座小岛如盘中青螺，一艘艘航船如曳线银针。深吸一口气，与京城完全迥异的空气令人陡添精神——不消说，这是香港的环境“表情”。　　马路边的巴士车站上，你看不见任何“交通协管员”挥舞的小旗，但晚来的人都很自觉地排在候车队伍的后面；地铁站里人流如织，但自动扶梯上的人们总是尽量往一边站，上下车的人也是各行其道、先下后上；从银行的职员到迪斯尼乐园里的环卫工人，凡是你能看到的所有工作状态中的人，无一不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显得既诚恳、平和又敬业。这，则是香港的市民“表情”。　　任何一种表情，都不会是无根之苗。或者说，任何一种表象，都隐含着某种必然的规律和因果循环。拿人的“表情”来说，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常常是其教养、道德水准和生存满足度的外在表现。对香港人来说，不管你在什么岗位、干什么工作，只要好好干，每个人基本都会有一份体面的工资收入和福利保障。有钱人可以过有钱人的日子，没钱人也可以有没钱人的乐趣和生活圈子。谁也不用为看病四处托人找关系劳神又破财，更不用为子女“择校”心急如焚四处碰壁。许多人对香港人均每年消费12万多港元居世界第一位不理解，总在探问为什么他们敢如此“挥霍”？殊不知，正是发达的物质文明、完善的福利保障和简约的意识形态，使香港人活得很单纯，由单纯而安详，由安详而和谐。　　一个社会的和谐与否，既要看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看法制的建设、社会的秩序、正义的力量和公平的程度。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政府在制度设计上的态度与理念密不可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种制度如果能最大程度地限制垄断，防止权力寻租，减少市场主体的各种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那么，这样的制度就是可以让人放心的制度，反之则不然。香港虽然也有许多丑陋的阴暗面，但其腐败发生率之低、对垄断行业管制之严、对社会公平的重视程度之高却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的怨气自然就会少一些，浮躁的程度自然就会轻一些，“衣食足而知礼仪”的古训验证自然也就容易一些。这样的制度力量，远非一般道德说教可比。　　有一例子很能说明香港政府在制度设计上的良苦用心。为了让行人更加主动地利用过街天桥和地下隧道，政府不仅在天桥上铺上顶棚、装上自动扶梯，而且把人行隧道打扮得五彩缤纷外加空调“侍奉”。在这种强大的“诱惑力”之下，如果还有人愿意顶着炎炎烈日、冒着被汽车撞飞的危险而随意横穿马路，那才叫咄咄怪事。这种举措的出发点，与香港政府极力在寸土寸金的弹丸之地上广泛开辟绿地和体育休闲场所是一脉相承的，用当下的话说，那也是“以人为本”。　　我们在劝诫人们要有开放意识的时候，总要捎上一句“睁开眼睛看世界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看自己的香港就足够了。香港不仅是我们的一个窗口，更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原载 2007-08-03 《经济参考报》）

车船税调整的政策信号

　　最近，北京市有关部门公布了车船税税额调整的初步方案，小客车的税额由原来的200元提高到480元。对此，绝大多数车主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增幅过高，难以理解。有关部门解释说，北京的税额只能算是中低水平，换成上海的话，就得按最高标准来执行了。言下之意，咱北京的车主，应该偷着乐才对。

　　我敢肯定，没有几个北京车主能够乐得起来。想想看，油价涨时那是“噌噌噌”地毫不含糊，落时却是磨磨叽叽说什么也不情愿往下落；上个保险，原来三五百元就可以拿下一个“三者险”，现在，换了“交强险”少则七八百多则要上千；燃油税就更不用说了，嚷嚷了好几年，始终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于一度极其混乱的停车收费、稍不留神就被派单贴条子的高额罚款、全天几乎无时不“高峰”的城市路况，车主们更是只有运气的份了。

　　很显然，城市用车的环境已大不如前，用车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且，这种用车成本的总体上涨幅度，已大大超过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用车成本的增加中，政策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车船税的调整就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许多部门在制订相关政策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有车族看作“有钱人”。实际上，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上班族，也是负担很重的一群人。我们在讨论“民生”问题、在制订“减负”政策的时候，是不能把他们忽略掉的。

　　这次调整，排量在一升以下的微型车的税额，其上限是480元，下限是60元，两者相差达七倍，跨度不可谓不大。这里除了考虑到各地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的因素外，还有没有别的政策信号？我想，这么大的政策跨度，恐怕还是为鼓励或适当控制这类车的发展而预留下调控的空间。上海执行了最上限，进一步证实了上海这个地方是不太鼓励私人小汽车的发展的。这种不同的把握尺度，显然向市场发出了不同的需求信号，预示了某种类型的汽车在某些地区的市场走势。对这种信号和预示最感兴趣的人，恐怕是那些虎视眈眈的汽车商们。

　　调控跨度如此之大，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政策指向的某种模糊性。我们从一开始就是鼓励汽车进入家庭的，也因此把汽车业列入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由于我们在改善用车环境、减少用车成本上的总体成效不大，许多人对手里的车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心理负担。特别是由于油价的高企和税负、保险费用的提高，不少车主和“准车主”的政策预期逐渐被动摇甚至“蚕食”了，并由此影响了市场。应该说，汽车市场近来的持续徘徊，与这样的政策指向不无关系。

　　作为一种政策信号，车船税的提高也让人不得不再次思考百姓的负担问题。虽然车船税在北京只涉及数百万名车主，但这类“涨价”的影响力和象征意义，却很容易成为联系全体居民的收入和负担的一种思维纽带。想想城市里，持续高涨的房价，不断翻番的教育费用，居高不下的医疗支出，逢“听”必涨的水、电、气价；想想城市里，个人收入调节税起征点如此之低，多少人奔走呼吁依然没有多大改观，垄断性行业与民争利定价过高，多少人口诛笔伐依然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不都说明，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从来就没有下来过吗？

　　我们曾经为农村居民减负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天，该是为城市居民减负的时候了。改革不能意味着总要提价。能为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

别让政令摔成碎片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今年小升初中，一个小女孩参加了"共建"单位的笔试和学校的面试，以笔试第二面试第一的成绩引起了学校的关注。但是，这家赫赫有名的"共建"单位的工会干部却告诉女孩的父亲：你女儿落选了。这位父亲根本就不相信，预感有人要"调包"，迅即多方取证，据理力争，最终保住了女儿的机会。身为记者的父亲提笔这样写道：孩子，你闯过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口，但你知道吗？噼呖啪啦在你身后摔了一地的，不是落叶，是被戳穿的卑劣人心！

这样的欺骗与反欺骗，在许多"共建"单位的内部并不鲜见；这样的剥夺与反剥夺，在整个北京小升初的舞台上也并不稀奇。经济学常识早就告诉我们，当优质资源稀缺而市场又缺少公平竞争的机制时，腐败是注定要存在的。促成腐败的媒介，不是金钱，就是强权。可怜我们身边这些初长成的下一代们，青春之花远未开放，生命的形态也尚未雕成，就在知觉与不知觉中，体验了一把江湖的险恶。

　　许多人都认为，今年全国的小升初比以往任何年头都要乱，而且乱得不成样子。乱在哪呢？乱在教育改革收效甚微，教育资源极不均衡；乱在"重点校"名亡实存，"重点班"依然故我；乱在不切实际的政令强行出台，所有学校和家长无所适从，导致权力寻租更加猖獗，教育公平更难企及。

　　以北京为例。新的《义务教育法》自去年９月１日开始实施后，北京教育部门就决定在小学和初中部取消"重点校"和"重点班"的分类，在教育资源均衡化上确实亮明了态度。但是，由长期的等级划分所带来的资源"洼地效应"，并没有、也不会因某种叫法的取消而马上改变。消除"洼地效应"，显然需要切实有效、持之以恒的"削填"功夫和坚韧毅力，就像安徽铜陵付出了整整10年时间和大量人力物力那样。所以，北京还差得远！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人想继续利用相对短缺的优质资源谋取私利的可能性，这不仅在北京，恐怕在许多地方，都是教育资源均衡化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想当然地、机械地发出"不准考试"、"不准索要材料"的政令，无疑给原本就不公平的义务教育带来了更多、更大的不公平，也给学校和家长们带来了更多、更大的不便和慌乱。放眼望去，各种变相的"面谈"，各种偷偷摸摸的内部测试，各种对家长们递上来的简历、证书欲拒还迎的态度，都是被"不准考试"逼出来的无奈和难堪，也是对"不准考试"的揶揄和嘲弄。

现代社会赋予了政府发布条令的权力。政府的条令，当然既要合规、合法，又要利国、利民；既不能主观臆断，又不能一意孤行。我们的政令确实有遭人冷落甚至遗弃的，如环保的政令。但那是被贪婪、腐败和不负责任所冷落，被唯利是图和无德无道所遗弃。这样的政令，虽走得踉跄甚至悲壮，但始终充满真理与正义的刚性。

我们的政令确实也有半途而废的，如北京的自行车税。但这种"半途而废"，是政府在觉察到征税成本过大，而且已伤及低收入者利益的前提下及时"收手"的。这样的"收手"，虽难免有几分尴尬，但露出了智者的坦诚，仁者的大度。

相形之下，今年小升初的各种政令，虽然秉承了素质教育的宗旨，怀抱着为孩子减负的愿望，但脱离了实际，不合时宜。

这样的政令，很容易摔成碎片。

高考，想说“恨”你不容易

我国人口如此庞大，国情如此复杂，有人说，解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解决了中国高校招生的方法问题则可以得诺贝尔教育奖，所以在高考方式的存废问题上，我们必须慎重。

再过两天，总数超过1000万的考生将同时走进各地的考场，迎接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命运大博弈。这支庞大的考试队伍，在我国高考史上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有人说，中国的高考是一人开车、全民让道，一人"炒股"、全民被套，一人咳嗽、全民感冒；也有人说，中国的高考是一个城市的"集体桑拿"（夏日的煎熬）、一个社会的"集体胎动"（人才的孕育）、一个民族的"集体加冕"（文明的提升）。在走过了30年的"回归"之路后，今天的高考已难见昔日的豪气与激情。逐渐弥漫其周围的，是一种沉吟的气氛，一股反思的暗流，一团存废的疑云。

关于高考的保留或取消，这些年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人出来说话。主张取消高考的人认为，高考及其派生的应试机制，已使我国的教育发展迷失了方向；"一考定终身"带有许多危险的成分，社会应该提供除高考之外更多的成功之路。反对取消高考的人则认为，考试虽不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现实中尚未发现比考试更公正、更具可操作性的竞争方式；在以分取人与舞弊胡来这对矛盾之间，艰苦、沉闷的考试，远比理论上全面考核实际上容易沦为特权玩物的"推荐"更容易让人接受，"文革"中废除高考所出现的情况就足以证明。

两种观点，笔者完全赞同后者。高考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毛病，但我们今天还真"恨"不起来。上千年的中国科举制度虽然饱受诟病，但连孙中山先生也不得不承认，科举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选拔人才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考试视如洪水猛兽，也不应该把取消考试看成是一种解放思想、脱俗超拔的先进思维。教育发达如美国这些地方，其高校招生也不乏全国性的统考，只不过其参照的标准更多元、入学的方式更灵活、学校的自主性更大一些罢了。我国人口如此庞大，国情如此复杂，有人说，解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解决了中国高校招生的方法问题则可以得诺贝尔教育奖，所以在高考方式的存废问题上，我们必须慎重。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就认为，取消高考，将会"天下大乱"。

当然，我们说必须慎重，并不是说高考就不需要改革。实际上，调查已经表明，90%以上的中国人都认为高考必须改。那么，怎么改？

依我看，体制的借鉴与创新是必由之路。如果高校的校长还是政府任命，高校的资源还是国家赋予，那么，在官员的干预下，在金钱和人际关系的袭扰之下，校长们很难不唯命是从，很难不随波逐流。招的学生是不是人才，他们也会无动于衷。反过来，如果学校是私人的，情况会怎样呢？学校就会很在意其学生的"质量"，很在意其在业界的知名度。这个时候，学校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权力渗透不进、金钱进攻不破的地方。放眼当今世界，许多全球知名的高等学府，基本上都是私人的财产。所以对咱们来说，加快教育领域的产权改革势在必行。事实上，现在有许多高校由于大量借贷建设，已经严重资不抵债，要换成企业，早已破产拍卖了，哪还有继续办学的资格？

此外，要正确理解和参透"素质教育"的精髓。素质教育的精髓是全面发展，但高考招生基本上只看分数，且加分条件比较苛刻，这是一重矛盾；如果降低分数的录取权重，结合平时成绩和个人综合表现，似乎更接近素质教育的本质，但离舞弊也更近了，这是另一重矛盾。解决不好这两重矛盾，我们根本就别谈什么素质教育。

让民企老总免费体检有何不妥？

杭州市委、市政府日前发文，决定从今年起，每年拔出专项资金，安排150位较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家去体检和疗养，并为他们建立专门的健康档案，发放就诊优先卡。对此，网上一片斥责声。斥责的理由是：拿纳税人的钱这么做，经过纳税人同意了吗？民企老总并不缺钱，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比如扶贫济困？
　　其实，免费享受体检和疗养，拥有自己的健康档案和就诊优先卡，这在我们国家并不稀奇。现在的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员，也同样享受着免费的体检。高级官员、高级科技人员和高级专家，也同样享有疗养和就诊优先权。那么，对地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的民营企业家，为什么就不能享受呢？
　　显然，这里有一个观念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商人就是商人，只是有钱，啥也不是；只知道赚钱，不关心其他；只会算计别人的腰包，根本不入流。有些"待遇"官员享受了，专家享受了，好像都是应该的；而商人享受了，似乎就了不得了。这不是传统观念的"余孽"是什么？同样是对社会、对人民的有功之臣，有人奉献知识，有人奉献体力，有人则奉献GDP和就业机会，在这样的基础上，大家同时享受一下政府的"优待"，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事实上，为杭州市贡献六成GDP的民营企业家，其健康状况确已堪忧：销售额在百万元以上的企业经营者中，有九成以上的人患有各种疾病，人均患病达3.2种。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这种举措无疑会起到一种提醒、抚慰和引导的作用；会让企业家们感受到政府的良苦用心，体会到政府对各种经济成分公平对待的决心和诚意，并从心灵深处意识到，自家的身体不仅属于自己，属于企业，而且关乎全社会。
　　换个角度讲，让民营企业家免费体检和疗养，也可以理解成政府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纳税大户"返还"税款。这种"返还"的数量，虽然与民营企业家所交税款是不能比的，但这种充满人性关怀的独特方式，却产生了金钱直接奖励所不能带来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的做法是完全应该的，也是非常值得的。
　　当然，因为涉及到了财政的分配和公权力的运用，所以，杭州此举的最佳"路径"，是应该举行听证，让百姓来决策。政府在听证的过程中，可以尽可能坦诚、透彻地把自己的立场和意图告诉广大百姓。我想，百姓们是会理解和支持的。政府在双向交流中，也可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和手段，达到各方共赢的结果。
　　另一方面，政府在关心"大"民营企业家的同时，也要多关心一些"小"民营企业家和个体户，以做到一碗水端平。目前从全国来讲，个体户数量正在逐年下降，而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门槛过高、税费过重和制度过"冷"。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大""小"兼顾，避免厚此薄彼，要让所有的民间资本都能享受到公平政策的阳光。
　　此外，还要更多地关注市场环境和"游戏"规则。民营企业家健康欠佳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条显然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由复杂、激烈的竞争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政府如果在净化市场环境、完善竞争规则上能够有较大的建树，那么对减轻企业家的心理压力肯定是有好处的，对其健康显然也是会有禆益的。
　　从这一点上说，把政府的"本职"工作做好，才是摆脱企业家身心困境的根本之策。

要纠正“跑偏”的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有没有错？没有。不仅没有，为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计，我们还应该大抓特抓。但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素质教育，是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吗？或者说，是真的在练孩子们的“素质”吗？

今年的小升初，目前已趋白热化。父母们不仅心烦，而且身累。据笔者了解，家长替孩子报的学校，最多的报了11所。而且不是通过电话，也不是在网上，是一家一家跑出来的。有的学校不是光递个材料就行的，条件不太符合的还要做一番解释和说服。显然，这里练的是家长的“腿”功和“嘴”功。

今年的小升初，由于除特长生外，任何学校都不许私自测试学生，所以家长们心里就更没谱了，明明只有几百个名额，却硬要扑上去数千个报名者。有路子的，便到处托人、找关系，只要能够把钱花出去，把礼送出去，心里就踏实了许多。这个过程，练的是家长的眼力、脑袋瓜子和人情世故。

至于那些学琴、学画、学歌、学舞的特长生，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比孩子学得更起劲的，肯定是家长。很多特长，基本上是孩子未学会，家长已先会；孩子没培养成，家长倒成“全才”了。这个过程，岂不也是在练家长的耐心、专心和恒心？

可见，现在的教育一不留神把家长培养出来了。那么孩子呢？我们看到，虽然素质教育给孩子们带来了不少收获，也涌现了许多人才，但自2000年以来，我国大、中学生的身体素质并没有多大改善，不良视力和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速度、耐力、爆发力等指标持续下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宗旨的素质教育，至少在体育、体能上尚未在学生身上得到体现。至于其它方面，有一些调查也表明，目前大、中学生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修养等倾向，与过去比依然没有多大改变；传统道德、社会责任和团队协作上的整体表现，也似乎不太令人乐观。

何以至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最终归宿，使任何家庭、任何学生对学习都不敢丝毫懈怠。一切有利于提高学习成绩、有利于提高升学命中率的途径，大家都会趋之若鹜；反之，则避之犹不及。在这样的前提下，素质教育执行起来常常不是短了尺寸就是缺了斤两，即便是那些考得各种比赛证书的琴童、舞娃，也大多是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冲着升学的目标学成的。在缺乏标准、凭“证”招人的今天，这种证书倒成了学生抢占重点学校、抢占深造“高地”的重要利器。而这，也恰恰违背了素质教育“自我选择、主动发展”的要义。

不仅内容“缺斤少两”，素质教育在形式上也很模糊，比如对待考试的问题。按道理，素质教育并不排斥考试。认为素质教育不需要考试的，恰恰是素质教育的一种误区。今天的小学生，他们的考试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断过，而且恨不得每周一小考每月一大考，毕业时还有全区(县)统考。但为什么偏偏在关键的小升初时，不让他们考试了？这多少有点不正常。

素质教育不是不能考试，只是要讲究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何况，将来的高中是要考的，大学也是要考的，有必要单单初中不用考吗？真正要减负，就要从高考“减”起。高考的形式不改革，其它环节的减负没有意义，也不会有任何效果。这就好比如穿了应试教育的衣服、帽子，却要趿拉着一双貌似“素质教育”的鞋子，和谐吗？

所以，真正的素质教育，是要连中考和高考一并考虑，而不能只在小升初上做文章。

北京小升初让人烦！

　　近来有些烦，一种没来由的烦。而且，左邻右舍中同样烦的人好像还不在少数。什么事呢？孩子们说话就要上初中了。

　　孩子的个头一天天长大，学识一天天增加，但现代的父母们对此似乎已鲜有成就感。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刚刚进入上升通道，马上又得开始忙活子女的升学和就业了。家里家外的责任和众所周知的诸多不确定性，压得父母们个个头昏眼花、腰酸背驼，“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的老话，于今早已变成“儿孙要有儿孙福、得为儿孙做马牛”了。孩子求学路上的诸多道坎儿，都是父母心头的一道道“痕”。

　　简言之，“烦”的感觉就是“没着没落”、“不踏实”。如今的小升初，因为倡导“素质教育”，所以考试是没有了，除了特长生，各个学校的单独测试也叫停了。但是，优质学校就那么几个，蜂拥而至的学生足可撑破学校的大门，不测试怎么招？北京35中的一个“共建单位”，今年报名的学生就有180人之多，但学校只能给他们十几个名额。他们除了内部考试淘汰之外，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

　　北京市今年还提出，学校不得要求报名者提供各类荣誉和考级、竞赛证书，不得将市级三好学生的证书、公共英语等级的证书作为录取的依据。要看，只能看学生综合评价手册和成长记录。

　　我是知道所谓的“综合评价手册”和“成长记录”这种东西的，其文字非常模糊、笼而统之，老师碍于情面也经常“报喜不报忧”，所以学生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小。以此来录取学生，恐怕是“瞎子摸象”。有人戏说：今年的“好学校”招生要靠抓阄喽！或者，继续比比谁的关系硬，比比谁的腰包鼓！如果这样的话，那真是一种悲哀——家长的悲哀，教育的悲哀，和谐社会的悲哀。

　　以“不考不测”的一刀切，来对应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科学的，就像一块木板与一个齿轮永远不可能啮合在一起一样。既然学校还存在好坏之分、重点与非重点之别，那么，让学生“就近上学”永远都是一厢情愿。要么统一考试，有一种硬性的杠杠，要么改变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消除人们择校的冲动，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也是消除民怨的不二法门。

　　从义务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考定招恐怕还是走不通。因此，打平各个学校资源的做法可能是惟一选择。北京市近年来搞过一些尝试，比如把某个区分成若干学区，每个学区内的教育资源完全共享；比如把优质资源学校的教师和校长，适当轮换到其他较差学校。但是，这些都只处在起步阶段，仍难改变资源不均衡的现状，也消除不了人们对学校差异的习惯性看法。安徽铜陵用10年的时间才把教育资源均衡化，北京等地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北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取消所谓“重点”或“示范”学校的命名，至少在负责义务教育的学校里，只能有大小、远近之分，而不能再有高低、优劣之别。同时加大对边远、弱小、质差学校的财政支持力度，消除各个地区软硬件和教师待遇的差别，让每个学校都能在同一平台上教学。在财政困难的地方，可以进一步向民间资本开放教育领域，并控制其收费水平，规范其经营，以达到有效补充教育资源的目的。

　　总之，没有资源的均衡，就没有教育的公平。进而言之，除不掉孩子们择校的茫然和惶惑，就挥不去父母们心头永远的“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