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真的不能预测吗？

二问：我们工作是否滞后了？

三问：为何总是学校和民宅？

四问：能否迁移？

 

 

      一个俊秀的山城，一个不幸的山城，一个扑倒在尘埃和苦难中的山城，一个也可以重生在关爱和祝福中的山城。

      汶川，这个几十年之内肯定要被反复提起一如唐山的地方，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检验了一把政府的执政力、军队的战斗力、民众的承受力和民族的凝聚力。在政策日趋透明、信息传播手段日趋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不断被痛与爱的激流交替裏挟，但心中的疑团，并没有因大喜大悲的冲刷而有所冰释，更没有因舆论的喧嚣而有所淡化。

      一问汶川：真的不可预测吗？

     地震的复杂性和神秘性，是有关方面再三强调的内容。某中心负责人甚至认为，地震目前是不可能准确预警的。这样的话，不能让人信服。

     在汶川的前面，海城地震就是被成功预警了的，说明我们有过准确预警的先例。虽然不能以此说明，所有地震都可以被预警，但说出这种话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据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披露，唐山地震之前，田金武和马希融也发出过预警，甚至在地震发生的9个小时前，还在执著地向上级部门陈述自己的意见。此次汶川地震之前，也有人发现了某些地震的先兆，并向上级做了汇报。但是，他们都被忽略了。教条主义和各种不应有的顾虑，击穿了我们有可能筑起的防线。虽说地震预测非常复杂，理论与标准非常繁复，但我们如果有一种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的态度和抱负，没有放过任何迹象和判断，许多悲剧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二问汶川：我们工作是否滞后了？

      由此我们想到，几十年来的地震预警水平，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了？从1966年开始的当代地震预测研究，在1975年达到一个顶峰后，三十多年里似乎就听不到任何声音了，甚至在发现很明显的诸如动物异常、井水暴涨等现象后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这次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许多地方观测站无法说出地震方位和震级，有的地震部门被问及地震与否时还一脸茫然。这样的状态，显然还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三问汶川：为何总是学校和民宅？

      不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汶川，总是垮塌的学校、民宅、道路和被埋的学生、市民，几乎看不到一个政府办公大楼垮塌，或者是某个官员受困。对不起，并不是我对官员有什么成见，我只是不知道这是房屋、大楼质量之间的差别呢？还是新闻传播者选择新闻角度的同质化？我倒非常希望是后者。非常希望在镜头里，我们的官员也能够从废墟里被人救出来，或者自己奋勇突出来。这样的形象，肯定比他们若无其事地被人忘记要可爱得多，也高尚得多。

      四问汶川：要不要迁离地震带？

      汶川此次的地震，在汶川历史上并不是孤立的。资料显示，有地震记载以来，此次震中附近200公里范围内曾发生过8次7级以上地震，其中最大一次是1933年四川茂县的7.5级地震。可见，汶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震多发区。所以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汶川人是否可以考虑迁移？今后各地的城市规划中，是否也应该把地震的因素考虑进去？虽然从概率上讲，地震发生的频率极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会赶上一回，但每次的打击几乎都是毁灭性的。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以这种经历来丰富自己的"经验"，更没有必要拿自己的生命和财富去作这样的赌注。